“圈”，做牲畜围栏讲，是关猪、关羊、关牛的地方。
“圈”，竟然也可以用来关人！这是日本侵华期间的一个罪恶“发明”，侵华日军谓之曰“集团部落”，被关在其中的中国人，称其为“人圈”——一个更真实、更具象、浸透着屈辱感的名字。
1939年至1945年的6年时间里，东起山海关以西的九门口，西至赤城县的老丈坝，侵华日军为切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在长城沿线制造的“千里无人区”，将140万中国人圈禁在居住和卫生条件极其恶劣的2506个“人圈”之中。
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做过这样的类比：南有南京大屠杀、北有千里无人区。日本侵略者制造千里无人区的暴行毫不亚于南京大屠杀。
位于赤城县的碾子沟部落。
“人圈”中的房子。
长城线上
雾灵山脚下的密云区新城子镇蔡家甸村，北靠长城，距京城170余公里，是北京最偏远的山区村之一。这里就曾经被日本侵略者建成一座“人圈”，村落中还残存着一段那时的围墙。
墙的基础是中国古代长城守军的兵营，早已破败。日军将其加高加固，筑起了“人圈”的围墙。经年日久，砌墙的巨石被风雨侵蚀成灰黑色，缝隙中的石灰轻轻一碰就碎落成尘，随风飘飞。尘埃中，湮没着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
村子里几位80岁以上的老人，对那段历史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却不愿被触碰。面对记者的提问，他们的回答简略而零散，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小鬼子不把中国人当人！”
当挺着大枪的日本侵略者第一次出现在新城子镇时，李淑珍还不满十岁。少不更事的她，体会不到亡国奴的屈辱和恐惧。一个日本兵给了她几个糖块，甜甜的味道甚至让她忘了第一次面对“日本鬼子”的惊恐。
但很快，日军暴露出魔鬼的本性，在李淑珍的记忆中刻下了挥之不去的恐怖。
日军开始杀人了。几个据说是“通共”“反抗”的乡亲，被拉到村公所前的空地上，用刺刀刺死。尸身倒伏在地，血在石板路上流淌。
为了起到更大的震慑作用，日军杀人时，把全村人集中到一起观看。杀人后，又强迫全村人排队，从尸体旁走过参观。李淑珍记得，自己因为害怕，几乎走不成路，母亲揽着她，哆哆嗦嗦地走着。一个被杀的乡亲尚未气绝，用最后的力气抓住了从旁走过的一位妇女的裤脚，妇女被吓得尖声惨叫，声音凄厉。按辈分，那个被抓住裤脚的妇女是李淑珍的婶娘，这一天被吓疯了。
李淑珍已记不得日军进入新城子镇的年份，蔡家甸被建成“人圈”的1942年，也是在她嫁到这个村之后了。根据史料推测，李淑珍讲述的这次残杀，应该发生于1933年以后。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紧接着，1933年的3月，日本关东军又发动了“热河事变”，兵不血刃占领承德，随即大举进攻长城各关口。
宋哲元指挥的国民革命军29军在喜峰口、古北口、罗文峪一线进行了激烈抵抗，史称“长城抗战”，但日军仍然攻破冷口、古北口，进入关内。
这时，长城抗战的漫长战线，已经让日军无力再发动大规模战役，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正倾尽全力地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对华北部队不予一兵一弹的支援。二者很快签订了《塘沽协定》，长城抗战彻底失败。
《塘沽协定》在中国大地上划出了两条“屈辱线”。
一是《塘沽协定》中明文规定的“军事分界线”，西起延庆，经由昌平、顺义、通县、香河、宝坻至芦台。从这条线至长城的区域是所谓的“军事缓冲区”，中日军队全部撤出。然而事实上是中国军队全部撤出了“军事缓冲区”，日军却堂而皇之地继续驻军。日本关东军精锐的铃木师团当时就驻扎在密云县城。
另一条“屈辱线”没有任何协定条款，是日本侵略者单方面划定的所谓伪满洲国“西南国境线”。这条线沿着长城，从山海关到赤诚独石口。日本侵略者不但把新占领的热河省划入伪满洲国版图，而且“顺手牵羊”，将密云、怀柔、延庆等县的部分地区，一股脑地划入伪满洲国。
国民党政府签订《塘沽协定》，实际上默认了日本对中国东三省和热河省的占领。行省被占尚且不置一词，何况密云、怀柔等县域之地。“军事缓冲地带”成了日本侵略华北的滩头阵地，长城沿线的“西南国境线”也就成为后来日军制造“无人区”的中心轴线。
中华民族视为象征的万里长城，被侵略者蹂躏在铁蹄之下。
集家并村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全民族抗战开始。
1937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洛川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次会议上，还确定了开辟冀东根据地、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的战略。
雾灵山，燕山山脉主峰，是现在广为人知的一处旅游胜地。穿行在巍峨险峻的大山中，山花烂漫的风景引人入胜。多数游人可能不会想到，这片美丽的风景背后，曾有一段战火硝烟的历史。
八路军第四纵队领命出击，从平西抗日根据地出发向冀察热地区挺进。一路斩关夺隘，攻延庆，袭赤城，克昌平，进而撕开伪满洲国“西南国境线”，像一把钢刀直插日军背后。
日本侵略者惊呼：“延安触角伸向满洲！”日寇驻承德宪兵队队长早川唯一在1938年12月向上司发出了《热河南部地区治安情况半月报》，报告中这样写道：“要剔抉设立在承德白河地区的中共党政地下组织基干，封死中共党政对满洲国的侵略进攻。”
侵略者竟然高呼“主权被侵犯”，要“反侵略”，这样的言辞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不过，日本侵略者的确对挺进冀东的八路军如芒刺在背，必欲除之而后快。日伪军重兵麇集长城线，对八路军四纵形成包围之势，疯狂进剿。
敌强我弱，四纵突出包围圈，在冀东转战近一年后撤回了平西根据地。但是，长城线上的抗日烽火已经点燃，四纵撤走后，留下了三个游击支队和数不清的游击小队。就像《游击队之歌》中所唱的，在雾灵山周边的崇山峻岭中，“在那密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在那高高的山冈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
在正面战场上不可一世的日军，对来无影去无踪的游击队无可奈何。他们祭出了在东北对付抗联的招数——集家并村。
集家并村的狠毒之处就在于竭泽而渔——将人民集中圈禁管理，断绝游击队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困死、饿死抗日力量。这个招数在东北的白山黑水间实行时，让抗联部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曾任承德市千里无人区研究会秘书长的郝洪喜告诉记者：“杨靖宇将军牺牲时，胃里没有一粒粮食，只有树皮和棉絮。这就是例证。集家并村之后，抗联被切断了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成了无本之木，离水之鱼。”
就像日本侵略者一直用“大东亚共荣”粉饰侵略行径一样，他们对集家并村的毒计也有一套说辞。当时日本宣传机构的对外报道，称集家并村“绝不是强制收容，而是他们为了自身生命财产的安全和自家经济的更生与发展，主动迁入集团部落。”对集家并村的过程，日本侵略者则描述成“居民自主奋发和警察的指导相一致”。
实际上，哪里有什么“自主奋发”？郝洪喜介绍，日本侵略者第一次实行集家并村从1939年10月开始，范围包括兴隆县黑河川和横河川以及杨树台以北几个山村，是八路军第二支队活动的中心地区。最大的一片集家并村区域是横河川安子岭北部山区，有14条山沟34个村落760户人家，都集并到安子岭、双炉台两个集团部落。
据当地老人回忆，下达命令的第二天，来了十几个警察，吆三喝四，催逼着群众搬家。第三天，500余名日伪军闯进山来，劫掠、拆房、放火。一场浩劫过后，3300间房屋趴了架，620头骡马、4800只羊被抢走，粮食衣物不是被抢走，就是被烧毁。家家户户断炊，更无安身之处。一部分人被驱赶到集家点，一部分人背井离乡去投亲靠友，一部分躲进深山搭个窝棚，在饥寒交迫中度日。
由于民众的抵制和游击队的袭扰，再加上疫病的流行，1939年到1940年的集家并村都没有完全实行开来。到了1941年，一个日本警察头目的到来，让长城沿线的集家并村发展到了疯狂的地步。
这个人叫岸谷隆一郎，由伪通化省警务厅厅长升任热河省次长（副省长）。当时的热河省省长是中国人，却不过是个傀儡，实权全在岸谷隆一郎之手。
岸谷隆一郎的名字被提起时，多数是与杨靖宇相关。他是杀害杨靖宇的元凶，也是集家并村这条毒计的主要制定者。有文学作品描述，在杨靖宇牺牲后，岸谷隆一郎被其英雄气概和民族气节所震撼，不久后剖腹自杀。这实在是太高抬这个刽子手的罪恶感了。岸谷隆一郎确实是死于剖腹自杀，不过那是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当天。自杀前，他还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一家人为狂热的日本军国主义殉葬。
岸谷隆一郎到热河上任后，马上将其得意之作——集家并村变本加厉地移植到了冀察热地区，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从1941年夏到1944年春，日本侵略者基本完成了集家并村计划。其范围涉及今河北、辽宁、内蒙古、北京、天津五个省、市、自治区的25个区县，总面积约5万平方公里，1.7万个自然村被集并成2506个“人圈”，被圈禁的中国人约140万人。
无住禁作
集家并村，建立“人圈”，归结起来是种手段，日本侵略者真正要建立的是无人区。2506个“人圈”建立起来后，长城沿线形成了面积达5万平方公里的无人区。无人区以长城为轴心，东起山海关，西至赤城老丈坝，长约一千华里，因而被称为“千里无人区”。
1995年，日本作家仁木富美子撰写的《无人区——长城下的大屠杀》在日本出版，引起巨大反响。该书首次向日本民众详细介绍了二战中侵华日军在长城沿线制造“人圈”、残杀奴役中国民众的罪行。作者在书中多次提到并感谢一个叫佟靖功的中国老人在史料上提供的帮助。
佟靖功是原兴隆县党史办副主任，用半个世纪的时间对千里无人区进行调查研究，是国内掌握千里无人区资料最丰富的研究者。
根据佟靖功的调查研究，无人区有三个层次，一是“无住禁作地带”，在这个区域里，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东西就抢。区域内不能有人住，不能耕作，是绝对的“无人区”。二是“禁住不禁作”地带，人不能居住，但可以耕作。三是“人圈”，一般三到五公里内建立一个村庄，用围墙围起来，墙的四周建有碉堡。老百姓只能在距“人圈”方圆二三公里内活动和耕作，超出这个范围，被日军发现，一般都难逃厄运。
日军制造千里无人区是以血腥屠杀开始的。到1941年全面集家并村并且大范围划定“无住禁作地带”以后，日军对出现在“无住禁作地带”的人民群众更是见一个杀一个。发了疯的日本侵略军竟然搞起杀人比赛，杀人后将耳朵割下来，用铁丝串起，回去就可以按数邀功领赏。当年驻密云白马关日本机枪分队长船生退助在回忆中写道：“作战命令规定的方针，为了建立无人区,我们要进行扫荡讨伐，把所有房屋统统烧掉，追杀射击中国人……不问任何理由枪毙。”
船生退助回忆起日军讨伐密云西白莲峪的情形：日军在已经被夷为一片废墟的一条小山沟里，意外发现了一间小屋，里面有一个70多岁病体垂危的老农民和两个小男孩，大的六七岁，小的四五岁。尽管祖孙三人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危害,但船生退助等人为了“中队的成绩”，先是放火烧了房子，把动弹不得的老人活活烧死，又把两个哭喊爷爷的孩子一枪一个杀死。
于是，日本关东军第九独立守备队第十七大队第十中队的《阵中日记》上又添了这么一笔：“1942年9月24日，船生分队成绩：消灭山里农民1个，烧毁房屋1间，遗弃通匪嫌疑者尸体3具。”
无住禁作地带当然不能允许有房子。日军从划定无住禁作地带开始，就对这些区域的民居进行彻底拆毁，放火焚烧，片瓦不留。一些敌我双方反复拉锯的地区，特别是根据地，甚至被反复焚烧过多次。本来就生活穷苦的山民，经过日军几年的反复扫荡劫掠，一切生产、生活用品早已荡然无存。即便是搬不动的碾子磨盘，也被日军用炸药炸碎。
无住禁作地带不但不许居住，而且禁止耕作。日伪军发动扫荡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割青”。所谓割青，就是作物还没有长熟时就进行收割。而日伪军的割青从作物刚刚播种就开始了。一年12个月，除了大雪封山的冬季，有8个月时间，日伪军都在进行着不间断的割青扫荡。
割青扫荡的部署由日军高级指挥机关统一部署指挥。日军承德宪兵队特高课长木村光明在战后坦白，每年3月春耕季节，日本关东军西南防卫司令官安藤忠一郎就会发布命令，让日伪军发动破坏春耕的扫荡。至6月，命令还会再发布一次，“补充扫荡”，“将春季耕种的农作物完全毁坏，使其不能再耕种。”
总之一句话，日军的目的就是摧毁无人区内的一切生存条件，让抗日军民无以为继。安藤忠一郎在命令中下达的“实行拔根断源式的摧毁”，绝非空话。
敲骨吸髓
140万中国人，在日军刺刀的驱赶下，住进了日本侵略者所谓的集团部落——“人圈”。
人世间的圈，用来养猪关羊，把人关进“人圈”，恐怕不能再称人类的世界了。密云区新城子镇蔡家甸村村民李军，回忆起自己经历过的“人圈”生活，老人恨恨地说了四个字：“猪狗不如！”
对于集团部落的建筑模式，当时的伪满当局有大体一致的规格。在实际建造过程中，各地地形地貌虽有不同，模式却大同小异，基本格局都如同集中营。
“人圈”四周挖有宽宽的壕沟，围墙高约三到五米，就地取材用石头垒砌。墙顶上是铁丝网或插满酸枣树刺枝，以防攀登。大一些的“人圈”围墙则建得如同城墙，墙上有垛口、射击口，四角还建有碉堡。每个“人圈”只有一个大门，由日伪军把守。
可以看出，“人圈”是个相当浩繁的工程。但不要以为有现成的“人圈”接纳被驱赶来的中国人，相反，被关进“人圈”的中国人，要在日伪军的逼迫下，自己为自己建起牢笼。
佟靖功曾经在日伪档案中查阅到，修建“人圈”是由伪满政府划拨建设费，具体数目不详。但他访遍兴隆境内的无人区，没有一村一人见到过这笔建筑费。究竟是根本没有这笔经费，还是被层层盘剥殆尽已经无从查起。可以肯定的是，建设“人圈”的所有用工用料全部由“人圈”关押的中国人承担。
中国人被关进了“人圈”，本该先建住房，好有个安身之所，但日伪军的一律勒令他们去建造“人圈”的围墙和公用设施。
李军就曾经被抽去建设蔡家甸“人圈”的围墙。他是本村人，还有房子可住，而那些被迁来的乡亲，只能投亲靠友，在村里人家借住。李军家一下子住进了四户人家。原来放农具、存粮食的屋子都住满了人。他和四个兄弟挤在厢房的土炕上，五个人只有一条被子。还有不少的迁来户找不到房子，只能在村子空地上搭个木棚子，暂时栖身。
“人圈”围墙所需的石料，虽说是就地取材，但四周山石巨大，难以取用，很多人家的院墙就被拆了用于“人圈”围墙。李军和几个年轻的小伙子曾有过反抗，他们白天垒墙，夜深人静了又去把墙拆烂。
但是，面对残暴的日本侵略者，这样的反抗可以说是徒劳的。伪警察没有查到是什么人破坏了围墙，把几个怀疑对象打了一顿，随后又把他们的劳动量加了一倍。
围墙建起来，人被关进圈里，开始了猪狗不如的生活。
人们面对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吃饭。
大量人口被集中到“人圈”之中，使这些原有村落的人口密度大为增加，而他们能耕种的土地，只在周边两公里范围之内，甚至本村原有的很多耕地都被划入了无住禁作地带。山地本就贫瘠，村里原本能满足温饱就属不易，人口成几倍增加之后，粮食无论如何也不够吃了。
更何况，日伪统治者还给“人圈”增加了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郝洪喜曾做过统计，当时“人圈”中各种捐税及强征摊派项目有20多种。就以地税来说，每亩耕地要缴谷物出荷1斗（15公斤），民生集谷1斗，地亩捐粮2升，地亩附加粮1升……杂七杂八加起来，每亩田要上缴大约30公斤的粮食。而那时山间耕地的平均亩产能有50公斤就算丰收了。
直接控制着“人圈”的日伪军警宪特们，更是敲骨吸髓一样盘剥。
距蔡家甸不远的曹家路也被建成了“人圈”，那里住着日军一个连队。李军的父亲曾经被任命为蔡家甸的保长，他当时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每个月要给日军在曹家路的驻军送一只猪、一只羊，鸡鸭、鸡蛋更是不能断供。李军的父亲不能像日本人一样直接去养猪养羊的人家去抓去抢，只能每家每户地摊派几两粮食，再去换猪换羊，借以保一村人的性命。
而日本侵略者却对外宣称，集团部落“沐浴真正王道乐土的慈光”，实行配给制，百姓生活富足无忧。
郝洪喜对所谓的配给制这样评价：“什么都要，什么都不给。”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配给”：每年每户7尺布，每年每人面粉1.5斤，盐每月7.5两，每月火柴1盒……
李军记得，那时候日伪统治者配给的“粮食”是一种黑黢黢的“共和面”，究竟是什么成分说不清楚，但肯定不全是粮食，苦涩粗粝难以下咽，比灾荒年“吃糠咽菜”还要难吃。即便是这样的食物，也不能吃饱。
“人圈”在圈禁了大量人口的同时，也断绝了正常生活所必需的商业活动。“人圈”如同集中营，又像一个原始社会，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如蝼蚁，似草芥。
每年每户配给的7尺布，真到村民手中时，不知又会缩水多少，甚至有很多“人圈”从来就没有得到过。郝洪喜说，到“人圈”后期，一家人只有一条裤子的极端情况并不鲜见。他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1945年日本投降，八路军游击队解放滦平县黄土梁子“人圈”，几个战士进入一户人家，进门问话，屋里的女人惊慌喊叫：“别进来！”原来，屋里有姑嫂二人，一个赤身裸体，一个只穿着一条破裤子。战士们脱下自己的军装扔进屋，姑嫂二人才能够出门见人。
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在配给制下被日本侵略者牢牢控制，并以此控制人民群众。他们将“人圈”中的生活维持在最低限度，食不果腹、衣不遮体，试图以此让人们无力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家家陈尸
尽管“人圈”外有高墙、碉堡，内有严酷的统治制度，然而日本侵略者也深知，这些手段并没有隔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人圈”大规模修建之后，游击队对日军的袭扰仍层出不穷。
这也让日本侵略者更加丧心病狂，进一步实施法西斯手段，他们一次次地在“人圈”中搞起了“大检举”，搜捕基层党员干部，破坏基层抗日组织，血腥镇压人民群众。
郝洪喜告诉记者，日伪在实行“大检举”初期，总还要立些罪名，比如“国事犯”“密输犯”“经济犯”等等。搜出几张信纸、几个信封，就可以被视为“通共”。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人圈”中禁止提到“中国”二字，代之以“满洲国”，说错、写错就会被加上“反满抗日”的罪名，按“国事犯”治以重罪。
到后来，日本侵略者实行的“大检举”连罪名和原因也不讲了。1943年1月，承德日本宪兵队队长安藤次郎和特高课长木村光明共同策划了一次在热河全省范围进行的“大检举”，名曰“二一工作计划”。这项计划看上去还是以搜捕共产党员为目的，但其真正目标是“人圈”中的所有成年男子。日本宪兵曹长太田秀清在战后交代，他参与的多次“大检举”中，得到的命令是对成年男子“一网打尽”。成年男子的年龄界定，有时是18岁至60岁，有时是20岁至50岁。
据兴隆县战后调查统计，在“二一工作计划”中，兴隆县就有5000多人被捕。这些无辜群众，一部分被杀，一部分被送到东北乃至日本充当劳工。
也是在1943年，承德日本宪兵队文件《灭共对策资料第一四号》中，毫不遮掩地对“二一工作计划”的本质进行了描述：“拨赤区青年入满洲当苦工，使之离开乡村，切断他们与党（中国共产党）军的联系性的政策，作为剿共工作是极其有效的。通过此举，使党失去工作对象，阻碍党的发展，降低赤区生产，薄其经济力量，断绝扩军的源泉，进一步破坏乡村组织，动摇党的立足点。”
兴隆县是日本侵略者制造无人区的重灾区。1933年3月日本占领时，无人区总人数为14万人。几年后如按正常人口增长率算应是19万人。可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兴隆全县还不到10万人。减少的人口中，除正常死亡之外，有据可查的被杀6000余人，在“人圈”中因冻饿和疫病而死亡的达l万多人。
瘟疫是日本侵略者之外的另一个杀手，而这两个吞噬成千上万中国人生命的杀手是互相联系的。
蘑菇峪是兴隆县最大的一座“人圈”，佟靖功对这个村进行了20多年的专题调查，并以这个村为蓝本，写成了20万字的纪实性文学作品《人圈》。村中最年长的史耀清老人现在已经故去，作为“人圈”亲历者，他的口述留下了那段悲惨历史最真实的记录。
据史耀清介绍，1944年春天，蘑菇峪“人圈”遭受了灭顶之灾。由于“人圈”内卫生条件极差，造成疫病蔓延，数月内，死亡2000多人。
“可能今天抬别人，明天别人抬自己，最多的一天死了53口人。”史耀清说，那段时间，“人圈”1公里外就能闻到腐尸的味道，虽然死的人越来越多，但看守“人圈”的日军并未提供过一次药品，“大家在身上刮刮打打，是唯一的治疗办法。”
“人圈”中人口密度极大，生活水平仅以最低生存需要为准，更别提医疗卫生条件。伤寒、霍乱、鼠疫等瘟疫在“人圈”中连年流行。佟靖功有一份触目惊心的统计数据：赤城县千松台“人圈”，共280户，63户因疫病灭门；平泉县127个“人圈”，共7万多人口，死于瘟疫的有1万多人，兴隆县在1943年爆发大规模瘟疫，当年死亡6000多人……
“1941年春天,这里流行起了瘟疫，症状是发高烧、鼻孔和口中出血，而且身体发红，当时，没有一家能躲过这种病的。只要一家中有一人患病，那么全家就都得上这种病。尤其是老人和孩子发病率最高，凡患上这种病的几乎都死了。”这是日本女教育家仁木富美子在兴隆县羊羔峪走访幸存者后写下的文字。
除了记录这样不知病因的瘟疫，仁木富美子还明确提出日军曾在无人区里进行过细菌战实验。
1995年,仁木富美子来到长城沿线实地调查，在车河堡采访时，仁木富美子听幸存者说起那一带的人都得过“雀盲眼”，走路的时候，不知为什么,眼睛一下子就看不见东西了，紧接着就昏迷过去。当时，人们吃的是日本人配给的食盐，里面掺入了一些小黑粒的东西，不仔细看发现不了。那种小黑粒闻着无味，吃起来有点涩。日本投降后，人们不再吃这种盐后，村里的“雀盲眼”病也就消失了。
通过多位兴隆县幸存者提供的回忆，仁木富美子还真实地记录下“特运处理”“活体解剖”“毒气试验”等案例。她在书中写道:“不可否认，日军的上述种种罪行都与七三一部队有着密切的联系。”
“人圈”政策，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民众的一次漫长虐杀。自1939年到1945年，长城线上千里无人区内，有35万多中国民众未能活着走出“人圈”。
骨肉相连
中国共产党以其特有的凝聚力，把长城线上的中华儿女组织起来，筑起了新的血肉长城。
当时任冀东军区司令员、政委的李运昌曾对佟靖功回忆，日伪开始实行集家并村政策时，游击队曾与其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斗争，破坏“人圈”，袭击哨卡。但是，党组织发现，这样的斗争方式招致了日伪军对人民群众的疯狂报复。很快，党组织改变了斗争策略。
党组织针对“人圈”的对策，归结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隐藏发展，基本采取地下工作的方式，二是执行更广泛的统一战线政策，最后也是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切实关心群众，千方百计救济“人圈”里的群众。
党组织采取城市隐蔽战线的方法对付“人圈”牢笼，“打进去拉出来”。党员干部潜入“人圈”，打入伪组织，当上了部落村长、保长，以此为掩护开展抗日工作；一部分“人圈”中的保长、甲长被争取到抗日队伍中来。据兴隆县调查统计，到1944年，日本侵略者宣布完成集家并村之时，全县199座“人圈”中有六成从日伪绝对控制转变成了抗日隐蔽区。
与此同时，游击队通过组织群众搞贩运，解决“人圈”中群众的生活困苦。根据地的物资虽然窘迫，仍挤出盐、布等接济群众。“人圈”中的群众能为游击队提供的粮食等物资微乎其微，他们就偷偷地给游击队员做布鞋、送情报，千方百计掩护抗日人员家属。这种微薄的互相支援，建立起了相濡以沫的贴心联系。“人圈”中的抗日力量，渐渐汇成了暗流。
此外，日军的集家并村政策虽然实行了无数次拉网式的扫荡，却始终没能完全实现坚壁清野。据统计，千里无人区内共有5万群众躲进深山密林，宁可栖居山洞也不进“人圈”做亡国奴。他们在山林中汇聚成的村落，成了抗日根据地的有力依托。
迁（安）、遵（化）、兴（隆）联合县的各级领导机构设在五指山根据地，在深山里建起窝棚。抗日军民像原始人一样穴居野处，却给这片地方起名“北平花市大街”。县长田赛自建了一个小草屋，门口贴了副对联，上联写“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下联写“你来我走，你走我来”，横批“烧了再盖”。
极端困苦的物质生活，将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党政干部和游击队，同群众过着一样的生活，同吃同住同生产，军民一体，在崇山峻岭中建起了一个个战斗堡垒。就像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说：“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
军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在长城线上留下了数不清的动人故事。
佟靖功在研究千里无人区的过程中，曾受李运昌委托，寻找到了一个叫“冰儿”的孩子和他的母亲“麻利嫂”。
“麻利嫂”本名张翠屏，是八路军地下交通员朱殿坤的妻子。1943年，冀东军区司令员李运昌率领八路军干部战士300多人战斗在以兴隆县雾灵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当年1月21日傍晚，日本关东军第108师团和热河讨伐大队7000多人将这里秘密包围。
形势万分危急。朱殿坤当时正外出给县委送信，半路被日军抓住。情急之下，张翠屏拖着7个多月的身孕，自告奋勇为300多名八路军带路。她带领着战士们攀悬崖，登峭壁，最后终于冲出了敌人的包围。但是，由于过度劳累，张翠屏不幸早产，把婴儿生在了冰河之上。战士们自发地把棉大衣铺在冰河上，用身体围成一圈又一圈地挡住风雪，使母子俩平安地活了下来。李运昌特意为出生在冰河上的婴儿起名叫“冰儿”。也就在这一天，朱殿坤被日军残忍地杀害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张翠屏逝世。家人收拾她的遗物，发现了一个装满欠条和收据的密封盒子。那些都是抗日战争时期，她为八路军、游击队提供支前粮的凭据，累计有7000斤。难以想象，在食不果腹的无人区里，张翠屏一家如何从自家口粮中省下了这7000斤支援给八路军。
1942年以后，千里无人区内的斗争进入了最紧张、最艰难的时期。长城线内的平谷、顺义、迁安、遵化等地，突破层层封锁，给雾灵山周边的抗日根据地输送给养。当然，这些隐匿深山的运输线艰险异常，甚至要付出惨重代价。
1942年深秋，为给冀东军区送去900双过冬的棉鞋，平谷县一区区委书记鲁小平和20多名战士牺牲。顺义地区群众倾其所有，集中了20万斤粮食支援山区根据地，在付出了巨大伤亡后，历经三个月才把粮食全部送进山……
无论日本侵略者的手段如何残酷，长城线上的抗日烽火从未熄灭。当然，这里的牺牲也更为惨烈。据承德市党史办统计，抗战期间，冀东军区副司令员包森、八路军第十团团长白乙化等500多名党政干部血洒长城线，八路军、游击队战士牺牲6000余名。
1944年，担负华北地区中心北平防务的日本六十三师团中将师团长野副昌德，在检查完长城线防区情况后，在笔记中留下了这样一句哀叹：“最初的印象是民心叛离，皇军虽占有点和线，但处处薄弱，宛如赤色海洋中漂浮着的一串念珠。”
走出“人圈”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中华民族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然而，长年集中营式的统治，已经让长城线上的两千余座“人圈”成了另一个世界，胜利的消息并没有在第一时间传入“人圈”。
仿佛是一种昭示，1945年七八月，兴隆县连续下了40多天的雨，并引发山洪，兴隆县最大的“人圈”蘑菇峪，围墙坍塌多处。雨停后几天，被圈禁的群众终于知道，他们可以回家了。
据史耀清回忆，大家先是发现看守他们的日军和伪军突然撤走了，但几年的恐怖统治让他们不敢迈出已经坍塌的围墙。几天后，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人们蜂拥而出。
被圈禁两年的人们，一路哭着踏上了归途，尽管他们中许多人的家园已经被摧毁。史耀清回忆，许多人回到阔别已久的已成一片废墟的家园，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苦楚或欢乐。几年“人圈”里的非人生活，已经让他们神经木然。
李军回忆，大约在日本宣布投降半个月后，他的一个参加抗日游击队的远房侄子跑进了蔡家甸村，大声呼喊着：“日本投降了！”“人圈”中的人们缓了好半天神才明白，这个消息意味着他们重新获得了自由。很多人放声大哭。
又过了几天，周边几个村子联合搞起了花会，敲锣打鼓走高跷，庆贺胜利。游行的队伍不约而同地汇聚到曹家路，那里曾经是日军的据点。日军早已悄悄撤走，人们砸烂了据点的门窗、桌椅，宣泄着几年来的屈辱和怨恨。
几乎家家都有亲人死在“人圈”里，有的被集体掩埋，有的被日军焚烧，尸身全无。许多人家只能朝着“人圈”的方向，烧纸祭奠死去的家人。
活下来的人生活仍要继续，长满杂草的农田开始复耕，“人圈”里屈辱和悲伤的往事，被人们铭记在心里。
至今在长城沿线还流传着一首民谣，表达着1945年中国赢得抗日战争后人们的心情：“鸡年来鸡年走，日本鬼子举了双手。老天爷给洗血和泪呀，十三年，多少仇？十三年的地狱到了头！”
岁月轮回，青山依旧，那些尘封在田野和山洞里的千里无人区和“人圈”的悲惨故事正离我们越来越远。无论如何，这段铭刻在民族心灵深处的伤痕不应该被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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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董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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